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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模式将从早期“产学研”的简单对接和“点对点”式合作，向多主体、多领域协同的网络化、生态化系统转变。“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融合协同，让创新要素形成良性循环。

　　AI阅评：本文分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主要特征、发展趋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能力建设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对企业在落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任务中明确定位、找准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战略之举。与传统的浅度结合不同的是，深度融合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主体、要素、机制这些层面形成的系统协同关系，其核心特点在于创新链条全贯通、价值创造全链条、主体协同全网络、要素配置全流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模式将不再是单一的传统合作方式，而是呈现多元化、协同化、前沿化和市场化的特征。

　　一是融合模式的多元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模式将从早期“产学研”的简单对接和“点对点”式合作，向多主体、多领域协同的网络化、生态化系统转变。“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融合协同，将打破不同主体之间的障碍，让创新要素形成良性循环。“链主企业+创新平台”模式是由龙头企业牵头，把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资源整合融合发展；“数字孪生+创新联合体”模式是用数字化搭起既有实际部分又有虚拟元素的创新生态系统。

　　二是融合主体的协同化演进。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未来，企业的角色将从原来的技术使用者变成提出创新需求、整合创新资源、主导创新生态的引领者；高校和科研院所将跟随产业调整方向，让科研成果在企业和学校导师的指导下与产业需求进行精准对接；政府职能也将从直接干预转变为营造环境和提供制度保障；主体间互动关系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形成多元共治的协同网络。

　　三是融合领域的前沿化拓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成为融合实践的主战场，融合推动技术突破，诞生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传统产业融合实现转型升级，实现“老树发新芽”，传统产业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从价值链中低端走向高端，纺织业用工业互联网开展柔性生产，机械业靠智能化升级提高产品精度，化工业用绿色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传统产业和新兴技术融合，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为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

　　四是融合机制的市场化导向。市场需求在深度融合中牵引作用更明显，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研发方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需求做应用研究，形成“市场出题、创新答题”格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突破；要素市场化配置持续改革，创新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更便捷；政府与市场协同优化，政府政策为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机制避免资源错配和抑制市场活力，推动深度融合迈向更高水平。

　　一是技术革命驱动的融合新方向。“通用智能+专业领域”双轮驱动改变产业融合方式。比如通过基础大模型，运用自然语言理解等能力，多学科深度融合，可将生物医药研发领域中预测蛋白质结构从几个月时间压缩为几个小时。在制造业领域，通过行业大模型，运用AI视觉检测技术，产品缺陷检测良率提高90%。通过量子技术，带来超强计算能力支持。通过量子通信，建立确定性、可验证的安全数据传送通道，服务于远程异地协同创新。通过合成生物学，将基因编辑、AI设计等融为一体，用于精准控制微生物细胞工厂。通过脑机接口，解决神经信号难以解析的难题，让瘫痪病人可以通过意念控制生产、生活中的电子设备，实现融合领域突破。技术融合从“单个突破”转向“整体融合系统”，进入“群体智能”协同创新阶段。2030年以后，有望实现“人机共生”深度融合。

　　二是产业变革引领的融合新形态。产业数字化方面，以数据要素在全链条渗透为核心，数字孪生技术打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等环节，平台化组织成为价值创造主体；产业服务化方面，制造企业转向“产品+服务”模式，服务环节营收占比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产业绿色化方面，聚焦低碳技术与产业流程整合，碳足迹管理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金融工具助力转型；产业智能化方面，智能装备与工业软件融合，柔性生产线实现定制化生产，人机协作成为主流生产模式。

　　三是区域创新集群的差异化发展。京津冀创新集群有“核心辐射”融合特点，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智力中心，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是产业落地中心，形成“基础研究—中试孵化—规模生产”分阶段布局；长三角创新集群有“网络协同”融合优势，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创新核心，G60科创走廊连起9城市创新资源，建立跨区域知识产权共享与协同攻关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集群有“开放枢纽”融合特色，香港国际科创中心有基础研究能力，深圳有产业创新优势，珠三角有制造基础，构建起“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成渝地区聚焦“数字经济+特色产业”融合模式；西安聚焦“硬科技+军工转化”，形成“军工反哺民用”融合特色。

　　四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协同化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呈“多边协同+双边深耕”并行格局。我国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65国共建联合实验室；中欧数字经济合作示范区吸引120余家欧企入驻，形成15个跨国创新联合体；“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催生融合机遇。逆全球化背景下，采用“自主可控+开放合作”双轨策略保障融合安全，加速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全球创新网络协同参与呈“中心—节点”结构演变，我国从技术追赶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数字经济等领域国际标准提案年均增25%，逐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融合生态体系。

　　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面临体制机制障碍的深层制约、创新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协同低效，以及创新生态系统的不完善性等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合理解决。

　　领军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技术引进转为原创引领，支持龙头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布局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二是从单打独斗转为生态主导，推动链主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共享知识产权，加大力度培育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绑定的产业生态联盟；三是从国内竞争转为全球协同，鼓励企业通过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等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在重点产业构建“技术输出+标准引领”的竞争优势。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要实施“梯度进阶计划”，建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三级培育库并提供定制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要强化“内外双驱动”，内部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将研发投入占比纳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强制要求，对研发强度连续三年超5%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外部完善“创新投入激励政策”，推行“研发投入视同利润”考核机制，允许企业将研发费用资本化比例提至70%。企业创新人才培养构建“双元培育体系”，支持企业与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大力开设跨学科专业方向；推行“工程师职称自主评审权”改革，允许领军企业自主制定人才评价标准，建立“技术攻关贡献度”与职称晋升直接挂钩的激励机制。